文化

从明清到现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举措能让我们思考

  “从晚清一直到现在,我们在防疫过程中,有太多不是跟防疫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举措,总是不能从一种很专业和科学角度对待瘟疫。这是一再上演的重要情形。”——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医疗社会史研究者)

  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性暴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他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持有信心,并建议各国不要采取“非必要的措施”限制国际旅行和贸易活动。

  这次疫情究竟会对人类文明产生多大影响现在尚未可知,但毫无疑问的是,拉长历史视野看,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传染病与人共存的历史。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1970年代出版的《瘟疫与人》中,率先以编年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20世纪前半叶,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特色,从而影响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文明发展。

  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远远不够,这种影响还会继续产生。“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存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麦克尼尔在书中写道。

  《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 / 毕会成译, 中信出版集团 见识城邦 2018年(再版)

  2010年,《瘟疫与人》的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译者余新忠在序言中称:

  “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当我神情汇聚地读完这一著作后,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欣喜和激动,似乎还有一种学术心灵的震撼。毫无疑问,它已成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

  余新忠现在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译有《鼠疫与近代中国》等,编有《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等。

  他生于1969年的浙江临安,是中国大陆较早从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也是中国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这本书出版时间是2003年,正逢“非典”。

  “际会风云,让原本甚少受到社会关注的纯学术著作,顿时‘火’了起来,不仅本书的一些评介,频频出现在一些主流媒体之中,就连一向待在象牙塔的笔者,也需不时面对记者和出版人的‘眷顾’。毋庸讳言,对于本书来说,‘非典’的肆虐实在是另一种‘不幸之幸’。”他在该书的重版序言中写道。

  时隔17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身处象牙塔的余新忠和其作品又得到许多关注。和许多历史学家类似,面对现实,他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内心估计也五味杂陈。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余新忠著,谭徐锋工作室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在2016年出版的《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中,他写下一段话:“当首先进入历史情境,以尽可能谦恭和‘无我’的心态去呈现和理解,然后再以‘后见之明’去回首观望和审视近代中国这段卫生现代化的历程时,内心恐怕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从晚清到当下,这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幕幕过去未曾在意的景象,不正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上演吗?造成这一局面的缘由,究竟是因为对历史的健忘,还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宿命?这恐怕很难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关于问题的答案,50岁的余新忠感叹道:“从晚清一直到现在,我们在防疫过程中,有太多不是跟防疫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举措,总是不能从一种很专业和科学角度对待瘟疫。这是一再上演的重要情形。”

  新京报:在你看来,晚清以前,国家在制度上应对瘟疫基本缺位,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其中的乡贤和与之相关的慈善组织。为什么当时的民间社会能够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你如何评价晚清前民间社会应对瘟疫的成效?

  余新忠:中国传统的国家职能比较有限,就地方官府来讲,它最重要的职能是刑民和钱粮,负责刑事诉讼和税收征集。对于民生领域,从财政和制度设计上,基本都缺乏专门机构和资金来处理。但是,从理念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职能又没有边界。所以地方官府可以什么都管,但实际上能管得很有限。如果地方官府行政官员比较有责任心,也有抱负,那对有些事情可能管得多一点;反之可能就管得少。

  瘟疫跟一般灾害不太一样,一般灾害好像在国家制度上有一些规定,但是对于瘟疫的规定相对来说比较少,存在制度缺位问题。

  但是,缺位不等于没有相应的处理机制。从明清的情况来讲,地方社会在应对瘟疫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民间社会力量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

  为什么民间社会力量能够扮演重要角色?原因有二,一是国家、地方政府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定和财力物力来专门处理这类事务。二是这些事务必然影响社会,自然地方民间力量,特别是那些乡贤(所谓的社会精英)有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们会响应官府号召,或者主动跟官府联系,愿意出来做一些事情。随着社会进展,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很多地方慈善机构开始出现,他们会在瘟疫期间施送治疗瘟疫的成药、临时或专门设立医药局,请相关医生来施药、看病等。

  新京报:你在论文中提到,嘉道时期不时出现新的疫病,也暴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霍乱大流行,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当时社会做出了也许不无成效的应对,但似乎全然未朝着创建现代公共卫生机制的方向迈出自己的脚步。你说自己当时没有对其中的缘由做出直接论述。现在能不能分析一下?

  余新忠:现代公共卫生制度是现代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是模仿者或者后来者,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总体上的现代化,公共卫生机制上同样如此。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现在这套思路可能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从中国自身历史来讲,没有朝着这方面前进也很自然。根本上来讲,这就回到经常大家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中国缺席了?原因很复杂,一下子也谈不清楚。

  但是,从卫生的角度,近代社会自有一套运作体制。对于官府来讲,如何维持王朝的统治稳定和延续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时的卫生问题基本上是民生问题,不会对王朝统治造成严重挑战,或者没有成为挑战旧有秩序的重要威胁。所以从国家层面来讲,改进卫生制度不是当时急需的事情。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比如鸦片战争以后,大家首先关心的是船坚炮利,仗打输了会直接威胁国家统治和疆域完整。

  和其他灾害相比,瘟疫反而不太容易直接对统治秩序造成影响,比如旱灾、水灾很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民众衣食无着,吃不饱饭,揭竿而起。但是,瘟疫发生后,大家一方面觉得这是天灾,是上天对我们的警示。另一方面往往人人自危,反而不太敢有聚众行为。

  虽然我们过去没有现在的公共卫生制度或者观念,但是否也没有相应的卫生行为?其实在中国传统城市里,是有一套处理公共卫生机制。这个机制,我们今天看来有些市场化,同时也有些绿色环保色彩。这跟中世纪欧洲比,可能还有一定优势。从传统机制来讲,大体可以实现平衡,但是非常好大概也不可能。因此中国要建立一套新的卫生机制来应对瘟疫的触动力量,可能也不如西方强烈。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余新忠著, 谭徐锋工作室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新京报:晚清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现代卫生制度,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有多大的发挥空间也值得关注。在应对瘟疫时,国家和社会应该分别扮演什么角色?两者应该是什么关系?

  余新忠: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卫生问题靠民间机制来处理,在中国传统机制之下有一定合理性,也有一定功效。但是,完全靠民间或者市场力量有局限性,因为社会权力的强制性不够,会有少部分人不遵守。公权力的介入以及发挥应有作用,肯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如果有制度性规定,建立相应机构,有专门财政支持,对卫生建设肯定有好处,这是国家职能具体化的表现。原来的国家职能是无所不包,但没有规定,模模糊糊,可做可不做,根据施政者本身情况来处置。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把社会力量存在的空间压缩得非常小,就会让社会发展缺乏弹性和灵活性。我觉得明清时期以合作和相互补充的模式来运作比较合理。国家应该更好地制定规则、组织和协调,保证重点领域的资金物质。但在具体事情上,我觉得应该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如何让民间组织更好地发挥自主性和作用?一方面需要国家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民间组织的组织力、配套性和日常建设。民间组织如果很成熟,一旦遇到灾害就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如果这个组织是个草台班子,很可能就会慌乱。明清时期那些江南地区的慈善组织为什么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些组织有很多重要社会精英组织和领导。我们今天地方民间组织在培育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新京报: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的边界,怎样划定才是合适的?比如你在书中提到:“现代卫生制度本身隐含着权力关系,如果不能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那么政府的只能往往能以现代化名目‘合理’地无限扩张,民众的实际需求也就很难得到必要的重视。” 那你觉得有哪些相应的卫生监督和制约机制可以保障民众的权利?

  余新忠:边界比较难以把握。社会治理过程中,民间社会往往“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边界应该建立在能够让民间社会发挥灵活性的制度规定上。在制度规定许可范围内,让民间力量发挥作用;一旦出现威胁国家或者民众利益,就用法律手段起诉,而不是说什么都要管起来。民间组织那么多,政府也不可能什么都管。从政府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相信绝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有利于社会运作。

  卫生监督和制约机制,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首先是理念上。我研究清代卫生有一个体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一开始考虑卫生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近代的诸多士人在谈论卫生问题时,总是会强调“一以壮国体,二以卫民生”,要保国强种。这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有一定合理性,不能苛责时人,但在实施过程中,个人权利这些问题往往就被忽略。当社会发展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肯定要去思考,卫生本来就是为了让民众身体健康能够得到更好维护。

  从举措上讲,疾疫防控体系和机制的运作应该更加独立。其实SARS对我们有很大刺激,大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努力追求经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国家在疾病防控体系、卫生投入方面虽然在进步,但改革开放以来,卫生投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实是下降的。所以SARS之后,很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国家在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增大投入,防控体系应该说比原来有很大进步。

  但是,为什么这次会失灵呢?很可能是我们这套机制不够成熟或者独立。比如发达国家出现疫情,必须上报,自然要启动这套体制,人多少了?达到什么程度?这样就不会出现疫情的瞒报。所以这里面不完全是专业,很大程度上是政治。

  这些事情确实需要反省。人讲政治,但是疾病不跟你讲政治。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今天是不是需要更好的制约机制?我觉得应该让人大的修正或者政协咨询的职能发挥更大作用。

  新京报:从这次“新冠”疫情看,似乎前几年被看作活力大大减弱的民间社会组织反应速度很快,发挥不小作用。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你又怎么看这次所有物资捐赠必须通过武汉红十字会统一调配的做法?

  余新忠:我同意你这个判断,我自己也体会到地方民间力量有强大生命力。最近好几个群里面,我们都捐款。当然,现在国家力量很强大,但是再强大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精密考虑到,它一定有局限,就像民间力量有局限一样,需要有民间力量来弥补。

  武汉红十字会统一调配的做法有点过于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民间组织。如果还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管理和制约民间组织,很难让民间组织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民间组织的作用,就是它有灵活性、弹性,做事的时候船小好调头,感觉到这儿有问题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然后有什么具体问题我们可以比较快地应急处理。如果你要把民间组织全统起来,那它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咱们现在对民间组织可能有一点缺乏信任。如果社会力量完全被打压下去,光靠政府力量是不足的。

  民间力量强大的生命力怎么来的?我觉得应该跟我们传统有关。从民国时期到建国后,民间社会力量的存在空间都存在压缩。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民间力量又迅速发达起来。我想这跟我们传统士大夫的民族心理以及传统文化基因都有关系。中国文化不是什么都好,但有韧劲,从根本上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总的来讲我还是比较愿意乐观看待中国前途,需要有好的制度来保障。

  这些年咱们对民间力量的培育不够,这次事件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民间力量的正面意义?

  新京报:中国在传统上没有普遍而强制的检疫举措,但在清末东北的鼠疫当中采用了检疫,最后鼠疫也平息了。但你在书中提到,对于东北鼠疫最终平息的缘由,万国鼠疫研究会并未肯定检疫的功效,但时人或一些地方官员却往往将检疫隔离视为防疫最为有效的措施。你怎么看待这个矛盾?你觉得清末东北鼠疫平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余新忠:东北鼠疫对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建设非常重要,是中国第一次官方大规模组织卫生防疫的举措。当时的卫生防疫主要做的是清洁、消毒、隔离、检疫。东北鼠疫大概一般认为死了6万多人,这次处理在国际上增强了中国地位。这次鼠疫之后,万国鼠疫研究会也在中国召开。我感觉这是中国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反映了国际医学界对于中国在鼠疫防治中所起作用的认可。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导致瘟疫平息?其实说不好。就像SARS一样,我们采取严厉防控举措,但是最终突然就没了,可能跟天气有关,东北鼠疫那次也跟这个有点类似。今天虽然科学高度发达,但人类对于自然界现象也不是完全能够弄得清楚,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讲更是如此。

  从政府立场上来说,战胜鼠疫是因为我们采取了现代化卫生防疫举措。实际上你去看当时万国鼠疫研究大会上那些报告,包括总指挥伍连德的报告,他说自己也吃不准。可以想见,从专业角度来讲疫情平息的原因依然很难确认。

  《鼠疫与近代中国》,饭岛涉著,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4月

  新京报:与此相关,这次疫情,多地采用不同程度的检疫隔离措施。你怎么看这些做法?或者说,你觉得当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时,应该注意些什么?比如你在书中曾提到:“19世纪时,欧洲内部也对隔离检疫法存在不同意见。与俄、德等国相比,英国等国更倾向于采取环境主义的策略。事实上,挨户检查、隔断交通、封锁疫区这类简单粗暴的检疫隔离举措在19世纪中期以后,已逐渐被西欧各国舍弃。”

  余新忠:防疫是一种很专业的事务,我们必须用科学和专业的办法来对待,一定不要把防疫当做政治事件来抓,不然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过度或者不及的情形。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要众志成城,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但是防疫不能不惜一切代价。疫病本身是一种危害,如果说为了防疫而导致的危害更大,那你防疫干吗?

  就像我们这次肺炎为什么变白了?一方面是病毒在损害你的肺,还有很重要的是你过度免疫。你调集太多免疫细胞来攻击这些所谓的病毒,免疫细胞过强,工作力度过大,在攻击过程中,它不分青红皂白把好的也都杀死。所以,为什么要用激素?激素的目的是抑制你的过度免疫。很多人的肺功能衰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度免疫而造成的。

  如果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最后造成更大危害,我们不是更亏了?应对一个防疫事件,不能用政治化的语言和策略,而应该采取更专业和科学的方法。英国为什么能够采取更加环保主义的策略?一方面是英国这些西欧国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跟他们尊重民众权利的理念有关系。这也促使他们采取更加人性化和科学的办法来针对疫病。这次我们民间也出现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把武汉人当做疫种一样,“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就很过分。武汉人不是病毒本身,我们要防的是病毒,不是武汉人,但是我们今天把他们混为一谈。我们在防疫过程中忘记了公民应有的权利。

  新京报:你提到艾滋病出现以后,人们更多关注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问题。但是,每当瘟疫出现,人们总是出现很多恐慌,以及对病人(包括不是病人,只是地域)的社会歧视和污名化。你怎么看待瘟疫出现时人们的恐慌和污名化?

  余新忠:恐慌和疾病污名化的问题,历史上很正常。首先,因为疾病不光是生物性事件或者病理现象,它本身也是社会文化建构。所以这样一来,有很多不同意涵附着在生理现象,这是第一。第二,很多疾病也跟文化相关,比如有的人是一种精神正常反应,我们会把一些正常精神反应当作精神病;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把女性的性亢奋当成了一种病,性亢奋症,然后采取一些很不人道的方式来进行治疗;还有上火,等等。既然是文化,人们会对这种疾病从文化的一般认知出发,对某种异常现象产生很多联想或者概念化,把它当作疾病。所以疾病的污名化可以说是一种古往今来非常普遍的现象。针对这样一种现象,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多思考和解构疾病的社会文化因素。

  至于说恐慌,我觉得非常正常,对不确定性的东西普遍会存在恐慌。瘟疫来了,谁都有可能被感染,也不知道哪天可以结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一定会产生恐慌。从现在医学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针对疫情,采取一些更好应对举措,那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发明出一种疫苗或者特效药,那大家也不怎么恐慌。当然,对于这种不确定性和自然界现象,不可避免。科学可能不断进步,控制这种疾病的能力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好像很难说完全消除这种现象,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完全从疾病征服角度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必须思考对于污名化和恐慌,还有其他怎样的应对举措?进一步我想呼吁,我们对这样的问题要更多加强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对于治疗或者应对疾病来讲,医学人文研究不是一种软的润滑剂,实际上是必需功课。中国的医学人文教育方面,我觉得远远不够。医学界一些高层的人已经认识到了,像韩启德院士一再强调医学人文教育,但是大部分医科大学教育里面,医学人文课程非常少。像医学史,中医院校会开,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跟他们医学专业本身有关,西医院校的医学史很多都没有。中国大部分大学,都没有科学史或者医学史系,这都是问题。但是,你去看美国和英国那些稍微像样一点的学校,它都会有专门的系。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理查德·普雷斯顿著, 姚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3月版

  新京报: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对晚清以来中国逐步接受卫生现代性加以完全肯定,采用进步史观和现代化叙事,而你指出这其中其实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现代“卫生”不仅带来了秩序、整洁、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小的疫病感染概率,还带来了政治和文化上的霸权、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以及对身体自由的监控和拘束。能不能讲讲你对卫生现代性的反思?

  余新忠:现代公共卫生制度肯定给我们整个社会、民众带来很多佳益,让人类健康获得更好维护。但是,总体上好,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关心它可能的一些问题。

  围绕着中国引入公共卫生过程中的一些情况来讲,我觉得有几点需要注意。一个是说我们经常会借着卫生的名义,把不公平或者不正义的东西变得公平和正义,然后让有些简单粗暴的办法变得合理,甚至文明。举个例子,晚清做了一些检疫工作,比如说强行隔离,甚至隔离过程中对种族和阶级有明显差异。

  在东北鼠疫中,对二等车以下就停运了,但那些可以坐高级车的人可以走。海关检疫过程中,中国人坐低等级的船,全部叫他们围起来,直接进行严厉检疫,甚至看到有点不好就把他们关起来,但是对于头等舱、二等舱的客人,简单看一下就走了。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简单粗暴办法,甚至把一些地方封起来,有的地方出现疫情,还把房子全烧了。这种做法显然不合理,但是不合理,他们也可以大张旗鼓地来做,然后还认为这是一种现代文明制度。这样就会让民众合理的反抗行为变得保守另类,不符合现代文明。

  第二,卫生现代化过程中会牺牲很多的利益,比如刚才举的检疫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像中国传统那套粪秽组织体系,一般住民不需要付钱,还可以得到一定礼物。因为粪便壅业组织成本很低,所以它可以把东西卖给农民,价钱也很便宜。但是,近代以来实行卫生管理之后,让壅业组织收集粪便或者卖给农民时,成本大大增加。但对于附近农民来讲,城市卫生状况的改善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可以说是费而不惠。当然,我们不是说在整个近代化过程中,个人利益不应该得到任何侵害。为了总体社会发展,可能有些利益得到一定损害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在一种目标正义的情况下,会把这些牺牲当成一种理所当然。这需要我们思考。

  再一个,卫生本身也会侵蚀我们一些个人权利。在检疫过程中,我觉得表现得非常明显。个人权利不能因为卫生就无端地侵蚀,我们必须要建立明确边界。不能说我要执行防疫,就剥夺流动自由。什么情况下应该要限制,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限制?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科学地决策和规定。我们在卫生现代化过程中,身体也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过去清代的人在北京,随地大小便的人很多,但现在不要说大小便,扔个垃圾也会受限。

  卫生本来是个私事,现代卫生制度让公权力介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容易强化公权力的一种全能形象,而掩盖它其中的不足或者一些问题。再进一步,可能就会妨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省思。

  《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余新忠 等著,中国书店2004年1月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治理者自身利益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张力?如何理解历史上公共卫生事件的运动化治理?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作为个人,能做什么?

  余新忠:国家从理念上讲,肯定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祉,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治理秩序的维护和民众利益之间,很有可能存在某种张力。有句俗话叫“屁股决定脑袋”,对于具体决策者来讲,必须解决具体问题。如果一旦统治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出现某种张力,肯定更多考虑自身利益。

  国家在建立现代卫生制度或者进行卫生防疫的时候,有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或自身需求出发来做一些事情。比如爱国卫生运动,包括作为政治性运动的血吸虫病、麻风病的防治,就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展开工作。一方面,它要增强社会动员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来处理这个事情,是有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因为咱们本身卫生防控、公共卫生的基础、制度、资金都非常薄弱,要想完全从专业角度来做很难。所以利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更好实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彰显我们政权的人民性,所以对它来讲非常合适,也可以理解。

  决策者在具体施政过程中考虑自身利益完全可以理解,那如何更好避免这种情况?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建立更多从民众利益出发的相关规定。咱们现在一再强调施政要合法化、制度化、规章化。这样一来,制度建立的时候需要论证。按照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所有制度要通过人大会的充分讨论和表决才能够建立。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我们建立这个制度更多是从民众利益出发,那是不是有可能在我们实施过程中会做得更好一点?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可能需要思考,政府也好,官员也好,都不是全能的。从积极角度来讲,我们个人也应该努力思考,需要理性对待他们的做法、话语。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尽我们所能发挥民间社会力量去弥补官方的一些不足,或者对其建言。我们可能能做的也只能是这样。

  新京报:你认为,从晚清到当下的卫生现代化过程中,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幕幕过去未曾在意的景象,在现实生活中还在不断上演。你觉得哪些历史经验教训不应该被遗忘?

  余新忠:在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晚清其实有民政部,但防疫这个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务部在运作。因为中国最害怕这个事做不好,在外国人那儿丢了面子。再一个,也害怕他们借着防疫来侵蚀我们的主权。

  我觉得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防疫的过程中有太多不是跟防疫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举措,这是一再上演的重要情形。从晚清一直到现在,我们在防疫过程中,专业性还是太不够,总是不能从一种很专业和科学的角度来对待瘟疫本身。

  另外一个,这是作为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因为我们过去长期用现代化叙事,把历史演进有时标签化或者线条化。这样一来,民众对社会和问题的简单化理解其实跟历史的简单化有关。对于历史学者,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关注和揭示得不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总是把历史写得那么简单,好像朝着一个我们今天认为完全正确的目标在不断向前推进,其实历史不是那么简单。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那场震动世界的‘非典’疫情,有如一面镜子,不仅展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力量和合作精神,也照出了种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能不能讲讲你觉得“非典”照出了哪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们从中可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余新忠:从理念上来讲,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我们看待和思考卫生问题,民众的立场不够,专业的精神不够。

  从社会上来讲,可能还是有民众科学素养缺乏。一旦出现疫情,民众那种封闭或者自我,没有科学素养的无端怀疑也就出来了。民众科学素养的提升可能有赖于时间,有赖于整体教育水准提高。这次我感觉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年轻一代在这方面好一些。

  另外一方面,我们缺乏对民众基本权利的尊重。我们往往容易在一种口号之下,把民众的个人权利给消解。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重视。

  新京报: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次武汉新型肺炎的暴发流行,尽管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和社会在应对上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有些方面仍然有遗憾。”能不能具体讲讲你觉得有哪些进步和遗憾?

  余新忠:我觉得这一次至少在病原体的确定以及认识上,比上次明显要快而深入,上次很长一段时间都一头雾水,这是很重要的进步。国家的疫情响应机制其实也比上次要快,SARS兴起的时间跟这次差不多,但是一直到4月份才开始引起注意,好在上次没有这次传染性那么强。当然是有进步,我们本身的疾病防控体系肯定是比原来要更好一些,民间的医疗保障、医保这方面的覆盖肯定也比当时好。

  但是,我觉得很大的不足和遗憾在于,刚才也谈到,我们应对瘟疫,更需要专业,而不是政治。另外,现在医患关系也很紧张,要充分意识到医学也不是万能的。一方面,如果承诺说得比较满,老百姓就抱着太多期待,但是实际上或许又做不到。我觉得医患关系紧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民众可能对医学或者政府职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

  医学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当然,不是说政府现在没有责任,它还可以做得更好,包括医生也不是没有责任,他也可以更人性化,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自我的健康照顾责任。

  余新忠:我基本上都在家,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整个国家能够从这样一个事件中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不要总是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次事件我其实挺担忧,担忧不只是对瘟疫本身,我相信这个疫病过一阵子一定会控制住,也会慢慢消弭。历史上都是这样,古代没有现代公共防疫举措的时候,疫病也往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肆虐就逐步平息。

  现在情形不一样,有这些举措,我相信疫病本身不会太久就会过去。但是,这样一个事件给我们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我觉得非常大。所以,一定要把灾难变成一种财富,这样灾难才有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思考这次疫病让我们感受到的问题。比如是不是需要给媒体一定自主权?这次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公众一开始对疫情信息所知甚少有关。

  我研究历史,感觉到古代的人总会说“有治人,无治法”,制度再好,但是没有合适的人,你也做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当然,过去那样讲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很大的原因是过去在制度实行方面,很难得到保障。为什么这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通畅的民众监督机制和渠道。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媒体的作用不能够更好发挥,就会不利于现代国家治理。

  余新忠:最近网上流传了很多疫病医疗史方面书单,许多重要的书籍已经被收入,这里就不再赘举。这里补充几本比较少被提到的。

  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阿瑟·克莱曼(凯博文):《疾通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历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中国史新论·医疗史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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